生肖为马的革命家：宋教仁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遁初，号渔父，汉族，湖南桃源人。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唐绍仪内阁的农林部总长，国民党的主要筹建人。1913年被暗杀于上海，享年三十二岁。

早期生涯

宋教仁6岁进入私塾读书，17岁升入桃源漳江书院，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考入武昌普通中学堂。翌年入学，在校期间，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在武昌花园山的聚会吸引了他，常与同学议论时政，并走上了反清革命之道路。是年8月，黄兴到武昌，两人相识并从此成为挚友。不久，黄兴因激烈的反清言论，被驱逐出武昌，回到长沙。随后，宋教仁也回到湖南，为成立革命团体到长沙、常德一带做联络工作。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同年12月13日，宋教仁抵达日本，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1910年底，宋教仁从日本返抵上海，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1911年7月，与谭人凤、陈其美等在上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邀请或派人来往于上海、长江中下游各地，促进革命势力的发展。

民国成立后

民国二年2月1日，宋教仁自桃源起身，经长沙、汉口沿江东下；嗣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彼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高昂，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至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亦随地推广宪政理念，其要旨是产生纯粹的政党政治，由国会多数党领袖任内阁总理，负起政治责任，组成责任内阁；由此先制宪，再依法选举总统。

遇刺身亡及遗言

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正欲循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首身份组阁之际，同年3月20日22时45分，被杀手刺杀于上海火车站，子弹从后背射入体内，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凶手开枪后逃逸。宋教仁疼痛难忍，趴倒在一张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在医院中他向于右任留下遗嘱：[1]

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他并授意黄兴代拟电报给袁世凯，讲述自己的中弹经过和革命生涯，电报原文如下：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宋教仁。哿。

手术后，情况没有好转，大小便中出血严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延至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死，年仅32岁。身故后，范鸿仙拍下宋教仁遗体的照片，今宋教仁墓安于上海市闸北公园。

追查凶手

事后警方追查凶手为失业军人武士英、牵涉出包括拥有中华国民共进会的会长和江苏驻沪巡查长头衔的青帮大佬应桂馨、内务府秘书洪述祖（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的曾孙）、内阁总理赵秉钧等人，武士英被捕之后，先供述受应桂馨指示，后又在法庭翻供称系个人所为，否认见过应桂馨而后来暴死上海狱中，各方猜测应属中毒，赵秉钧被迫辞去总理。1914年1月，应桂馨出狱后北上向袁世凯索酬，被人追杀，在逃往天津的火车上被刺。时在天津的赵秉钧曾为之抱怨，不久在家中突然死亡。以致于案情更为扑朔迷离。洪述祖后被抓获，被判处绞刑。宋教仁是“国民党”实际创始人，三元首之一（另两位：孙中山、黄兴）。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先后担任过“湖南华兴会”（后与“广东兴中会”、“江浙光复会”合并为“同盟会”）和“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

思想主张

主张：“责任内阁制”

认为：“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

宋教仁早年是孙中山的拥趸，曾在日本热情参与过《孙中山传》的编纂。但这种热情没有维持太长时间，1907年初黄兴与孙中山因国旗问题产生激烈冲突，宋氏支持黄兴。宋氏在日期间对西方宪政有过一番研究，很心仪英式责任内阁制。辛亥前夕，其主导成立的中部同盟会的章程与活动，已完全没有“军法”、“约法”的影子；武昌起义后，其主持制定的《鄂州约法》，更明言要在三个月内开设议会，完全不考虑什么“军政”、“训政”阶段。

孙氏主张美国式的总统制，宋氏主张英、法式的责任内阁制。前者实权握于总统之手，后者实权握于内阁总理之手。

据徐血儿回忆，孙、宋二人在1911年末曾为此有过激烈博弈：“同盟会诸巨子，会于中山行辕，议决举中山为总统，黄克强为内阁总理。克强不允。中山、汉民主张不设总理。先生内审国情，外察大势，鉴于责任内阁之适于民国也，起而力争。中山认可，派张继与先生磋商，以克强不允任总理，拟请先生代之。先生不允，邀居正、田桐、吕天民至克强处力劝，克强始允。于是，中山为总统，克强为总理之议始定。”孙氏主总统制，自然反对设总理；宋氏欲造就责任内阁，自然必欲设总理。黄兴作为总理人选，夹在二者中间颇觉尴尬，竭力推辞也在情理之中。宋派握有实权，孙派刚刚归国，于起义尚无实际贡献，作出让步也不奇怪。

但孙氏的让步是一回事，革命党内部是否认可宋氏的内阁制，又是另一回事。此前在武昌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已有规定不设总理，就是革命党内更倾向于美国共和制的明证。宋氏在南京欲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要求总统制须加上“国务各员执行政务，临时大总统发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命令时，须副署之”，换句话说，总统签发的命令，如果没有国务院的签字盖章，是没有任何效力的。这等于保留了总统制的壳，内核却已替换成内阁总理制，孙中山的权力实际上已被架空。但代表们投票的结果，同样并不支持宋氏。

纵观宋氏对内阁总理制的坚持，既是其固有政见，也有不愿意让孙中山掌握实权的意图。宋氏多次对外解释自己坚持内阁制的理由是：“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